“口述史与社会记忆”工作坊

 在贵阳孔学堂举行

2019年7月20日，由贵阳孔学堂、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、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“口述史与社会记忆”工作坊在贵阳孔学堂召开。来自南京大学、贵州民族大学、广州大学的6位学者对口述史研究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讲演与跨学科的研讨。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谢治菊教授参加了工作坊。

在“三线建设”启动55周年之际，南京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“卓越研究计划”——“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”项目，已于2019年7月启动“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”研究之（贵州）“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”。我们知道，1964年至1980年的整整16年间，在当时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，为加强战备、逐步改变我国工业生产的布局，国家在属于“三线”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超过2052.68亿元的巨资，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%，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。超过400万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，在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、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时代号召下，打起背包、跋山涉水，来到包括贵州在内的祖国大西南、大西北的深山峡谷、大漠荒野，风餐露宿、肩扛人挑，用艰辛、血汗和生命，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建设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。

工作坊开始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海燕教授以“作为社会行动的口述记忆”为题，探讨了口述史的搜集和研究过程中，研究者应从何种维度上确认其理论价值的问题。随后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朱义明以“口述史的理论定位与思考”为题，认为口述史理论问题之所以成为学界的一个难点，主要在于其理论建构的复杂性，根源又在于三个维度的对立，即宏观与微观的对立、主观与客观的对立、历史与现在的对立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胡洁博士以“口述史与田野访谈”为题，探讨了口述史与田野访谈之间的分野。

接下来，我院谢治菊教授以“劳动中的身体政治与参与意识——1950-1970年代工人口述访谈反思”为题，利用2019年1月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和第一拖拉机厂访谈的1950-1970年代的工人口述史素材，借鉴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规训工人的理论与方法，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，对工人劳动中的身体、权力、地位与参与意识进行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。贵州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吴晓萍教授以“时空隧道的回音——海外苗族口述史调查”为题，向与会众人介绍了1999-2008年期间对美国苗族移民的社会适应调查的经历，并总结出了美国苗族社会适应的几个特点。

最后，教育部、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以“生命历程与社会记忆”为题，从概念的分析、口述史中的记忆建构、生命历程与重要时点（建构的机理）三个部分出发，认为口述史是集体记忆的主要表征形式，它的社会实在性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“集体表象”概念，这一类表象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传承性和突生性。

此次工作坊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亲历者参与法”、“作为社会行动的口述记忆”等观点，并将其用于我们的口述史调研实践中。同时，此次工作坊还对历史学、社会学中的口述史异同，对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，对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方法的历史谱系、创新口述史方法的呈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。